?古代族譜如何修成
原標題:從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說起 古代族譜如何修成
傳世的八塊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。 海南省博物館 提供
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上的海瑞畫像。 海南省博物館 提供
道光十四年(1834年)的《海氏族譜序》。 陳耿 攝
古人云:“立族之本,端在修譜。族之有譜,猶如國之有史;國無史不立,族無譜不傳?!痹诋斀裆鐣?,宗族觀念漸弱,以族為群居的生活方式被打破。在鋼筋水泥的城市里,那個依山傍水聚族而居的“家族”身影正在淡去,而作為宗族記錄的“族譜”亦漸漸淹沒于風塵。
海南省博物館珍藏的八塊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是海南文博系統館藏的唯一一件“族譜”文物,它為我們掀開從廣東遷居海南的海氏族群歷史的帷幕……
海氏族譜木刻板斷代迷思
此“海氏”是明代譽為“忠絕”的名臣——海瑞的宗族,而海氏族譜木刻板正是海瑞族人所編撰族譜的刊刻木版。族譜乃一族之史,一般記載有血緣脈絡的家族世系、家規家訓、著名人物傳記、民俗藝文、義莊、墳塋等內容。此木刻版據載原為176塊,現僅余8塊。
筆者在查詢資料時,發現此海氏族譜木刻板的斷代存在爭議,一說為明代之物,一說則證其為清代。
此木刻板是用于印制海氏族譜的雕版印刷的木刻板。古文獻學家趙萬里說過:“傳世明代譜牒,大多是徽州一帶大族居多,徽州以外絕少?!泵鞔罩莸貐^印刷業發達,連印制族譜都有專司其職的機構——“譜司”進行刊刻印制。明代中、后期是雕版印刷業遍地開花的發展時期,技術推廣的規律始終遵循的是從文化中心區向外逐步擴散的路徑,所以偏遠地區總是存在著一定技術滯后的現象。據此邏輯,海南地處邊陲,《海氏族譜》在明代就采用成熟的雕版印刷技術印制的可能性很小。
循著這初步的判斷邏輯查證,筆者發現閻根齊先生《遷瓊<海氏族譜>研究》一文對“海氏族譜木刻板屬于清代之物”的觀點提出了確據。
據現存版本資料,遷瓊以來,《海氏族譜》到清末經歷了8次大型修撰。第一次,海瑞伯父海澄修于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間;第二次,海瑞從兄海瑚修于明代嘉靖十三年;第三次,康熙九年海廷芳續修;第四次,乾隆五十年海岱重修;第五次,現存有道光二十五年版海氏族譜;第六次,咸豐初年海定清續修;第七次,光緒二十五年海連天續修,該譜流傳甚廣;第八次,清光緒三十二年海對蘇主修。
將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斷為清代,理由有三。其一,清光緒二十五年版的《海氏族譜》序里記載,至光緒二十五年《海氏族譜》才有了刊刻版,之前的版本皆系手抄本。其二,此《海氏族譜》木刻板刻有“海瑞像贊”——海瑞身著官服的坐像,且篆有“象賢堂”字樣。像贊,是族中有品望、有職銜者的畫像及贊語。一般情況下,族譜里發祥之祖及功德顯赫官階顯貴者,皆有遺像及贊,為引導后世子孫昭其德,繼其志。海瑞像贊與光緒二十五年海廷芳續修版的《海氏族譜》內容一致。其三,康熙年間,清廷為實現對海南的統治,瓊州府城的大戶和前朝遺老遷居鄉下。此時,海氏一族有三支遷離府城,其中一支落戶瓊山德興都天池村(今??谑协偵絽^甲子鎮天塘村——編者注),始建海氏祠堂“象賢堂”。由此可知,此木刻板至少制作于“象賢堂”建立之后。
族譜如何修訂
漢代以前族譜是祭祀先祖、明血統、辨世系、繼承財產的重要依據。而魏晉南北朝,選拔人才以“察舉”為主,族譜更成了一項具有政治身份意義的“世家證明”,在出仕、婚嫁、交際中都有重要的影響力,甚至為了保證族譜的權威性,政府設置了“譜局”來編修、收藏、管理族譜。隋唐以后,科舉取士制度逐步建立,族譜的政治用途削弱,族譜的編修權利又回歸民間。
修訂族譜乃一族之大事,一般是具有名望的倡修者向族人發起倡議,舉全族之力組成籌備處,籌備所需錢財、人力、資料等。修譜工程浩大,資金一般由全族募捐而得,而編撰工作成立“譜局”,有總理全局者、篆修者、司庫者、謄寫者、司事者、刊刻者,通力合作,積年而成。雕版刻書業發達后,有專門“譜司”承攬族譜的刊刻工作。
古代族譜管理自成一套體系。修撰完畢,族譜都需編號登記,一份供在祠堂,其余分發給族人且留有記錄。每逢正月,族人都需到祠堂聚會,登記自家人口變化,稱為“上譜”。對于“有辱門楣”的不肖子孫,如犯忤逆不孝、兇暴、參與叛亂者等等,則用族法懲罰,在族譜上除名,稱為“出族”。在影視劇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》中,就有主角顧廷燁差點被后母小秦氏因不孝之罪請族內耆老將其“出族”的演繹。
族譜也會“嫌貧愛富”
《海氏族譜》厘定翔實,雖然版本繁雜,各版本間多有接續,脈絡明晰,書寫從實,是不可多得的價值史料。族譜“為親者諱”的緣故,并未善惡并書,僅擇其善書之,即使如此,也可作為地方志的補充部分。族譜作為一族之史,目的在于尊祖、收族、定長幼、弘禮教,但在編撰時總容易“走偏”,頗有“嫌貧愛富”之嫌。
世俗修譜,常遠引古昔同姓名公巨卿為先祖,其中多牽強附會,這與主持編譜的人功利性主張有關。明代《關西方氏宗譜》序言就指出:“天下世家譜牒多矣。他譜喜借名位援遠族人,以張其大宗?!眰魇雷V牒經朝代更迭,多屢遭兵災,能存下者本寥寥。主持修譜工程,在沒有遠程通信的年代,須通過實地調查,援引各方資料,若嚴格者,則須多方考證,厘定錯誤;更多時僅憑老人口耳相傳,本就難免錯漏。若主持者為彰其宗族,在資料闕如的情況下演繹,實屬正常。但存心攀附,樂富貴認其非族者,恥貧賤而棄同族者的情況也非鮮有,這也就導致族譜內容可信度失真,失去了溯祖追源的初衷,也失去了部分史料價值。
“命途多舛”的族譜
在修撰、管理族譜的過程中,最為棘手的非“避諱”莫屬。在古代,為回避君主和尊長名字,將該字改寫成同義字或近義字或缺筆或拆寫或刪改的處理,叫“文字避諱”。若處理不善,則族譜也會牽涉“文字獄”而連累族人。
乾隆四十三年查辦違禁書籍,并為此大興“文字獄”,而族譜亦牽涉其中。凡涉及皇帝名諱、遠引古時帝王為始祖、使用措辭如“創業垂統”“丕基丕業”“暨王父”、登載前朝抗清佞臣詩文等,都涉嫌僭越,一概嚴禁,該族長須將譜并雕版赴縣衙呈繳。而若自行更正,勘誤工作則須根據登記編號,發布公告讓族人將族譜上交集中刪改,并報縣衙呈覽,工程相當繁瑣且仍容易出現錯漏。
近年來,古文獻收藏、研究逐步熱門,存在各地檔案館、圖書館的族譜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重視。根據《中國族譜綜合目錄》統計,國內館藏族譜大約12000余種,其中上海圖書館占其大數,將近11170種,其他存于各地圖書館中,這些族譜是研究地方史寶貴的資料,有待更多學者進一步發掘、研究。